海虞史海纵览
始从海虞说古今
海虞，一个古老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候，这里曾经是海，海的边上有一座海隅山。由于受长江来水和海潮冲刷带来的陆相沉积，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一直向东、向大海缓缓延伸。
早在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便在这个冲积平原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以渔耕为特色的地域文化，又称吴前文化。这有近代陆续发现的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文化（谢桥乡钱底巷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实物遗存所佐证。
原始社会末期，大禹因治水有功被舜帝定为接班人，后又被选为北方部落联盟领袖。他在位时把华夏大地划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并铸鼎为记，此九鼎被三代（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周礼.质方》，东南曰扬州，《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据此看来，那时我们这方土地属古扬州无疑。
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传到桀（历史上出名的暴君）被商所灭。商朝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青铜器和甲骨文。据考古发掘证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所及，南越长江，北过辽西，西抵陕西，势力范围超过夏朝。此时活跃在渭河流域的周部族在其领袖古公 父的统治下开始强大起来，且广播仁义，使各中小部落纷纷臣服，形成了一股足以和商抗衡的新兴政治力量。古公 父为了周族的未来，把希望寄托在孙子昌的身上。昌，是古公幼子季历之子，能文善武、智慧超群，即后来的周文王。其时身为大伯（太伯）二伯（虞仲）体父意，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今陕西岐山）来到无锡常熟一带，断发文身与民同耕。那时我们的先民为了渔猎和农耕的需要与北方人的装束有异，特别是下河海捕鱼，常在身上涂上各种图腾以防不测。断发文身，说明了太伯和虞仲放下强族之身，随乡就俗，和当地人和谐相处打成一片之意。不久，“让国风范”和先进的中原农耕技术赢得了当地人的敬重，他们拥戴太伯为当地君长。太伯死后葬于无锡梅里，因其身后无子，虞仲继位，逐成勾吴王，殁后葬在海隅山。勾吴人为了纪念这位开国先贤，把海隅山称为虞山。有诗曰，海隅不作高，无仙却有灵。太伯让国玺，仲雍继兄命。子民感恩泽，尊虞为山名。悠悠华夏事，从此有吴音。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以前曾见到有“太伯仲雍奔入荆蛮之地”一说，我想这大慨是对“南来”的理解之误。荆蛮，周人敌视邻国楚的称呼。楚， 姓，始祖鬻熊常与周发生战争，因楚据荆州，周人称其为“荆蛮”。太伯仲雍让国南来与逃入荆蛮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有叛国投敌之嫌是为周人所不齿，定当诛杀灭后，便无以后文王封虞武王立吴一说。在今虞山仲雍暮道第二座石坊背面匾额上镌刻着“让国同心”四个大字，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那何来入荆蛮一词呢？荆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为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周礼，质方》：正南曰荆州，但正南不代表江南。古楚国在熊渠做国君时，南疆最远处扩大到长江中游。而太伯仲雍落足之处是无锡、常熟，系太湖流域已远离荆蛮之地。《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注：“九夷|”在东。据正版《商代形势图》佐证，他们最后安身之处属方夷之地，非“荆蛮”也。
再说周文王接位后，为了感激伯伯们的让国美意，封虞仲留在族地的后代为虞国（诸候国），在今山西平陆北。周武王灭商成立周朝后，派人南下寻访太伯虞仲的后代，此时虞仲的曾孙周章已在勾吴继位。周武王遵父遗愿，立吴国，加封为诸候，属地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最后迁都于苏州。确切地说，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富有地域色彩的吴前文化的结合，是吴文化起源、诞生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而开创这一文化的先驱，功推太伯和虞仲，谓之鼻祖也无可厚非。而我们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先民们，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吴文化的内涵，为它的演变、发展和辉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功不可没。
公元283年（西晋太康四年），以虞乡建立海虞县。海，取东临沧海之意；虞，在金文中或通吴（金文，指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为纪念仲雍之名。县治设海虞城（今虞山镇）隶属吴郡。
1700年后（公元1999年），由王市、福山、周行、福山农场等撤乡建镇，承袭海虞为镇名。
海虞，一个让我们的先人引以为傲的名字，一个让我们梦牵魂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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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塘助吴地兴
很早的时候，乡人建房盖屋便会来到盐铁塘西南岸的边上，掘取黄沙用于抹泥粉墙。七八十年代，在福山的黄泥湾及沿塘的其他乡镇都能见到装沙的车船泊在岗头岸边，生产队的社员们起早贪黑掘土运沙，为的是多挣几个工分，那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劳动场面，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初以为这些黄沙是开掘盐铁塘的堆土，后来才知道，这条由张家港蜿蜒东来的古沙岗形成于4700年前，是古长江的江岸线，一直延伸到入海口，而与它平行而去的盐铁塘也是历史久远，曾风光无限，值得一书。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汉。又经十多年征讨先后消灭韩信、彭越、英布等异性诸侯王，天下归一。在行功论赏大封诸侯时，汉高祖把江南一带给了自己的侄子刘濞，称吴王。据说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吴王好生了得，人虽长得鼠目鹰鼻相貌丑陋，却是武功文治的一方奇才。此时的刘濞手握东阳、郭郡、会稽三郡五十三座城池，可谓年少气盛春风得意，大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之意。汉初时规定，诸侯王拥有冶铁制钱币的权力，刘吴王抓住机遇利用属地丰富的资源（在今江苏六安东北有冶山），不失时机的大炼钢铁，铸钱币、锻兵器，富国强兵，再者吴地靠江临海，百姓素有晒海盐的传统，漫长的海岸线使得制盐业优势得天独厚。刘吴王采用谋士的建议，用自制的汉钱投资盐田谋利。盐是一国之命脉，中国《盐法》起源很早，《周礼》记载有掌盐政之官，名“盐人”，春秋战国时设官征税，统为国有。汉初时百废待兴，铸钱煮盐这些原有中央集权控制的治国要素落到了刘濞手里，被这位一方诸侯玩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不久吴国钱库充盈，积盐如山，百姓安居乐业，一派歌舞升平之景象。那时的吴国版图上达山东（今山东武城），东南到浙江福建，可谓幅域辽阔，但也带来行政管理漕粮运输等诸多不便。刘吴王坐在广陵（今扬州一带）的皇宫里整日冥思苦想，不得要领。又有谋士献策，若能在江南掘一条河道，直通吴淞江，既省车马之劳顿又避长江之风险，盐铁漕粮舟载船运，量大便捷，水乡泽国一如平地，何不为之。吴王一听大喜，正合朕意，准奏。
清代县志记载：“盐铁塘去县十里，傍江海，古名内河，南越昆山贯娄松，西逾江阴缭结数百里。”现在来看，该塘自张家港西入常熟，由窑镇入太仓，过黄渡，汇入吴淞江（吴淞江古称松江，一称苏州河。源出太湖瓜泾口，东流至现上海外白渡桥，进入黄浦江），全长95公里，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即使放在当下，也能冠以“宏伟”二字。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凭着人拉手推肩扛担挑，生生地把有史记载以来的江南首条人工运河全线贯通，不蒂是个伟大的创造，更显吴地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吴人的聪明才智。盐铁塘过常熟境段汉时称虞乡，虞顾名思义是为纪念虞仲之意。从虞山、虞城、到虞乡，可见虞已作为吴文化的特殊符号，已被深深烙在了江南大地。“但凭江山换朝去，唯有山川仍姓虞”，吴人饮水不忘挖井人之精神令人感慨。
自汉以来，盐铁塘便成为历代官方运输重要物资的漕河。每天河道内舟楫往来，帆樯如林，一派繁忙景象，河两岸农田肥沃，排灌便利，庄稼茂盛，五谷丰登。古时候，人们逐水而居，沿河集村。凡航运发达之区域，大小码头总会应运而生，星罗棋布。福山、邓市、花庄、梅李、支塘，就象一串珍珠，依靠盐铁塘的滋润孕育成长，开始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盐铁塘的成功开掘为吴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身为吴王的刘濞也开始自大起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减王国封地，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刘濞闻知后大怒，他以诛晁错之名联合赵、楚等国叛乱，不久失败，逃到东越（东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一带，属会稽郡）被杀。刘吴王死了，他在位风风光光地干了四十年，为吴国的强大和吴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有史可查的，特别是盐铁塘。它开启了江南内河漕运四通八达的先河，也为虞乡水利建设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历朝历代主政当地的父母官们一直把盐铁塘视作发展地方经济的黄金水道，加于维护疏浚，直至今天它依然是常熟阳澄区与滨河区的分级河道，发挥着农业灌溉和调节入江河水量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史分期就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有不同说法，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汉魏封建说等不一而足。我想不管何种说法，诞生于奴隶制社会的吴文化，随着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进步，岁月的洗礼，必将愈加灿烂。盐铁塘见证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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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由来说开去
“女娲补天穿梭忙，但见吴地遭洪荒，信手撒下五彩石，自成江堤防浊浪，河神不甘掀巨澜，犹剩七峰堪雄壮，终惧始祖威名在，恶水退尽成粮仓”。这首《七峰新说》用神话形式讲了福山七峰的故事，算作本文的引子吧。这些诞生于上古生界泥盆系的沿江渚丘，海拔不高却名头不小，其中尤以铜官山殿山为大。
铜官山离盐铁塘不远，如名盐铁山，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而“铜官”一词又出于何处呢？我想这当与晋代宣城太守邴臻有关。镇志说邴臻的老家在铜官山边上的塌山。西汉时，在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设铜官署掌开采铜矿，辖地有铜官山（今安徽铜陵）等矿区。铜陵，历朝历代称铜都，所以到了晋代邴臻做该地父母官时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个“铜太守”的雅号。里人们用“铜官山”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家乡子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东汉时，福山属南沙乡，置司盐都尉。都尉，战国时开始设置的官名，比将军略低的武官，“司盐”“司农”代表执行具体工作的内容。这说明了有刘濞（汉吴王）开掘的盐铁塘已被中央集权控制并委派“公务员”施政管理。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以虞乡建立海虞县，县治设海虞城。到了东晋咸康七年（公元341年）以南沙乡地置南沙县，县治南沙城在铜官山麓。至此盐铁塘已通航近五百年，福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漕运码头。且有覆釜山（今殿山）与狼山隔江相望，“乃其为郡治之重险，县境之门户”，“地势夙称雄胜”而冠“吴地军事重镇”。南沙城依山傍水，枕江临海，占尽地利人和之优势，是为当时不二的县治首选之地。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以南沙之地置常熟县。何为常熟，据元代至正年间《重修琴川志》的解释是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得名。明万历年间《皇明文献志》认为，县内“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慨之为灾，则岁得常稔”。唐代武德七年（公元640年）常熟县治由南沙城移至海虞城（今虞山镇），铜官山作为县治所在长达283年之久，那最后又为何把“常熟”拱手相让给虞山呢？
但凡开国建朝，皇粮国税必是头等大事，有粮还得运输，不象现在发几个车皮就可完事。那时主要靠水运，没有现成的便人工挖掘，称漕渠（漕河），盐铁塘便是一例。早时候还有邗沟（淮扬运河），战国时所开的鸿沟，以及后来汉武帝开的漕渠，曹操开的白沟等。到了隋朝隋炀帝手里更加疯狂，修长城、辟驰道、挖运河，大兴土木，通济渠、邗沟（重修）、江南河（浙南运河）、永济渠等都是他的杰作，这也为明朝凿通京杭大运河打下了基础。漕运的四通八达也开启了内河航运的先河，而沿渠的农田亦颇得灌溉之利，连连丰年，使得各地方政府明白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真理，开始大行其道，全面推广。到了南北朝的梁代，常熟境内已有二十四浦通江（福山塘在二十四浦之列），引潮汐灌溉兼利渲泄。唐代兴筑塘浦圩田，五里七里开一纵浦，七里十里开一横塘，逐步形成河网。这些水利工程的实施，是“岁稔常熟”的重要保障，乡民安居乐业官府政绩卓著，常熟被列为当朝百强县之前甲。
大运河的开通，为吴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使得苏州、海虞这些古城焕发了勃勃生机。此时的虞山因吴文化始祖仲雍葬于此，又有“文开吴会”“南方夫子”言偃的陪伴（言偃，字子游，儒家鼻祖孔子的学生，曾任鲁国武城宰，擅长文学，提倡以礼乐为教，境内有弦歌之声，称十哲人中第九人，唐以后多次追封），名重山贵已成东南一胜，声望远大于铜官山。而那时的常熟是由海阳、前京、信义、兴国、海虞、南沙等地合并而成，是为苏州大县之一。县治所在南沙城，靠江临水偏隅一方，再加上此地本属军机重镇，前朝常有兵事侵扰，南沙城几经战火，地方官吏富绅心存恐慌。适逢唐朝开国之初，高祖李渊以隋亡为诫，清除沉疴，撤乡并镇，强化对地方的统治管理。此时县治由铜官山移至虞山已是众望所归，势在必然，由不得里人自作多情，依依不舍，只剩下敲锣打鼓含泪欢送的份了。
覆釜山（殿山），海拔略低于铜官山，只因它形似一只倒扣的锅蛰伏在江边，与江北狼山隔江相峙，象一座天然的烽火台、瞭望塔，被历朝历代视作军机重地，特别是到了三国纷争，南北朝更替，五代十国争雄的年代，此地常作为国境边界驻军屯守。“上得东安殿，余下再无山”表明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重要所在。
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覆釜山更名为金凤山，铜官山则更名为常熟山。历史背景是：唐明皇李隆基登基后，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整顿武周（武则天当政）后期以来的弊政，社会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史称“开元之治”。后期任用李林甫、扬国忠等靠拍马争宠起家的奸利小人执政，举国上下一片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声。地方官史上行下效，唯恐跟不上形势，大批带有“凤”、“鹤”、“鹿”等预示皇家瑞气旺盛的吉祥地名应运而生，金凤山当属一例。另有一说，金凤山跟鉴真东渡有关。史记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携带佛经和艺术品从黄泗浦（今张家港鹿宛）第六次东渡日本，终获成功。之前从公元742开始的数次远航都以失败告终。其间覆釜山上的大慈寺主持法师是这位道德高尚、誉满江淮的大和尚的忠实拥趸。鉴真感其诚，转赠一座由扬州信徒奉献的铜凤立于正山门前以示纪念，乡人逐改称金凤山。凤凰，雄称凤，雌称凰。《北堂书抄》引班固《功德论》“空令朱轮之使，凤举龙堆之表”，后常以“凤举”比喻奉召出使远方。金凤一说源以此。那又如何到了后梁时又要改名了呢，个中情由且听细细道来。
唐朝末年，安徽人朱温参加黄巢起义反唐，立功升同州防御使，后叛变降唐，在镇压黄巢起义时又立功，被唐晋封为梁王，公元907年“代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五代十国的开始）。这个安徽人很有意思，因“代唐”一说视己为正统，敕封浙江人钱镠为吴越王，河南人王审知为闽王，统一纪年发号施令。此时的覆釜山在唐天宝年间已经改名为金凤山（唐天佑初吴越在此筑城戎守，谓之金凤城）。到了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因“金凤”与梁年号“凤历”（后梁朱友珪年号，时为公元913年）相讳，逐改名福山。“福”又何来？功在大兹教寺。“普法济众，福运享通”，从此作为常熟的发祥地，因“凤”得“福”，里人涕林感激，紧抱着“福”字不改，福山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自商末太佰仲雍让国南来，这泱泱三千多年的历史，汇成了一部完整的吴文化发展史，而海虞、常熟、福山的历史沿革正是这部发展史的缩影。这其中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新版的海虞镇镇志上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不再一一赘述，用一首《殿山怀古》摘要一叙：
古名覆釜又金凤 五代置军御南唐 弹指又到嘉靖年 日本投降应太平
后梁又把”福”字冠 梅李将军戎山湾 江南一带遭倭难 同室操戈心太婪
只缘宋人建东岳 盐铁塘边旌旗扬 王铁亲率乡兵勇 但见红旗席卷处
从此乡民称殿山 从此来敌不敢犯 保家卫国好县官 千里江防毁一旦
殿山无峰名亦大 南宋举兵抗兀术 清朝修堡屯旗兵 无地能容退台湾
与狼为伍成雄关 长江天险阻夷蛮 沿江炮台坚如磐 蒋公至死一声叹
势扼东南守门户 更有悍将韩世忠 武威难唬太平军 国运兴衰在民意
江防重地为要隘 金兵闻鼓即丧胆 几将鲜血染江滩 谁违民意必应验
三国周郎保东吴 元末士城图霸业 最恨倭寇贼后代 而今盛世话古今
领旨敕造烽火坛 福山城里当圣贤 三百年后重出现 勿忘海外虎眈眈
开江连营数百里 终因虎视又狼睨 国共合战抗八年 倡议重修福山堡
杀退曹兵八十万 银銮殿前心亦寒 东洋鬼子终玩完 国防教育莫等闲
重修福山堡，再现南沙城，该想法在心头萦绕已久挥之不去。放眼当今那些所谓“水乡名镇”“江南明珠”只缘经济发展滞后，留了几条石桥老街和那些摇摇欲坠的旧店荒铺，却引得无数喜欢寻幽访古的游客纷至沓来趣之若鹜，经营者日进斗金，气壮如牛，都以吴文化传承人和繁荣地方经济的功臣自居，风光无限。想来福山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有“江海日出”，“铜官石舟”，“殿山古刹”，“福港观潮”等自然景观的呵护，稍加包装，其发展潜力和愿景可谓无穷大焉。古人有诗曰：“仙家谁道无蓬莱，出海人言有福山”，蓬莱仙境让人慕名而至浮想联翩。难怪唐朝大诗人王维在闻知有覆釜山游僧来访时便“先期扫敝庐”，并按佛家规矩“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作诗留记。“古殿独超尘劫外，大江长向海门流”“数数渔灯依古岸，釜山重露滴梧桐”“游人如蚁事如麻，街巷喧闹好物化”。福山独特的天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引来无数名人骚客登高望远，对月当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诵唱，流传至今。最耐人寻味的是那首铜官山摩崖山刻诗“缘何不泛桃花渡，停泊山溪几百年”，是为明朝太学生严澍这一问，把不小的一个难题留给了后人。是啊，这千年石舟从何而来，驶向何方，又为何羁绊在桃花渡边不肯离去呢？我想若干年后，当福山古城重现海虞之地时，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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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覆釜山僧》新考
近阅海虞镇志，在古今名人咏福山一栏中，赫然登载着题为《饭覆釜山僧》一诗，内容是：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敝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一语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读后不免惊喜交加，惊的是作者竟是唐朝大诗人大画家王维，喜的是若然该诗真的与覆釜山（今福山殿山）有关，那真是海虞文史研究上的一件美事，值得一探究竟。
文豪陆文夫在《老苏州》一书中对古代诗歌的作用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诗歌是一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作用就和现在的电视差不多，苏州的知名度之所以如此之高主要是靠诗歌。”他认为“当时并不太著名的诗人张继仅一首《枫桥夜泊》就把苏州的名声传遍海内外，他自己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诗人”说得很夸张，细想很在理。常熟的兴福寺（唐贞观后称破山寺）就因常建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而声名大震，使之于挤身江南名刹之列。张继，唐天宝十三年（753）进士，曾官盐铁判官，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洲（今江西南昌）属地级干部，官不小，《唐诗三百首新编》录此一首。常建，开元十五年进士（727），曾任盱眙尉，官不大，《唐诗三百首新编》录有三首，特别是“曲径”一联，尤为欧阳修叹赏。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他在《题青州山斋》曰“吾尝喜诵常建诗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可见常建其诗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过去多以之与王维、孟浩然并称。
王、孟，盛唐田园派诗人的杰出代表。特别是王维，在诗歌艺术上造诣极高，而在描绘自然景物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是杰出的画家，又擅长音乐，能够以绘画、音乐之理通于诗，在《唐诗三百首新编》中录有二十首，仅次于诗圣杜甫（三十三首），诗帝李白（二十五首），位列三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每逢佳节倍思亲”等这些地球人都知道的诗文绝唱，都出自这位人称“诗佛”（他在中年茹素奉佛，以座惮悟道为乐，人称诗佛）之手。足见他在唐诗中的地位之崇高，声名之显赫远在张继、常建之上。王维少年得志，中年消沉，虽仕途坎坷，但最终官至尚书右丞（唐宋尚书左丞总辖吏、户、礼，三部，右丞总辖兵、刑、工三部之事）相等于国务院副总理，可称唐朝高干，诗有《王右丞集》。据查《饭覆釜山僧》录在〈全唐诗〉第125卷第60首，那么该诗的成因背景又是什么呢？
王维（701-761）字摩洁，原藉祁（今山西祁县人），少年即以文章出众崭露头角，二十一岁中进士（721年），官太乐丞，因事贬司功参军。张九龄（唐玄宗时大臣，诗人，是开元贤相之一）为相，擢为右拾遗，累官至给事中（门下省之要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恩师张九龄被李林甫（晋国公，权势小人）所替，罢相。王维深受打击，开始转向消极，亦官亦隐，究心禅理，作出世之想。此时的诗歌作品一改早期内容广阔气象高华积极向上的形态，因而徘徊于仕隐俗佛之间的优游自得的生活情趣就成为他这时期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饭覆釜山僧》就属一例。它当成在唐天宝六年（747年）之前，此以后覆釜山更名为金凤山。
“饭”，施饭于僧，即“斋僧”。“晚知清净理”，这里的“晚”并非晚年之意，而是时为四十岁左右的王维用自嘲的口吻来表明自己不甘与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堂兄，权臣）等奸利小人为伍，而“日与群人疏”。“将候远山僧”，点明今日所斋（《旧唐书》王维本记载：王在京师，日饭拾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的覆釜山僧来自很远的地方。一个“远”字足以排除“覆釜山疑在长安近郊”一说，那么这些来自远方的僧人有多大的名头值得王维要“先期扫敝庐”净室迎客呢？
覆釜山，即今福山之殿山。梁天监二年（503年），释普明法师在覆釜山上初创“法水惮院”，即受梁武帝萧衍器重，并赐额称“法华惮院”。到了梁太清元年（547年）拓建后更名“大慈教寺”（解放前毁）。这座素受皇家恩宠的寺院虽经二百年战火洗礼依然香火不断，到了唐代更是高僧辈出，信徒极众，是为江南百姓进香祈福的首选之地。此时的大慈教寺不仅名重身贵，且与唐代高僧惠能大师颇有渊源。惠能，禅宗南宗顿悟说的开创者，也是禅宗的第六祖。常熟自南朝齐梁年间盛行佛学，宗派纷呈，到了唐朝逐以禅宗南宗为主流。王维一生信佛，尤其对惠能推崇备至，亲自为其作碑铭，并与其弟子神会、马祖道等交谊极深。同时佛中人，相敬必如宾，因此才有了王维和覆釜山僧人一起“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修行习法，参禅悟道之事。王维用“摩洁”作字号用意很深，维摩洁乃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意释以洁净没有污染而著称的人，可见王维与佛教天生有不解之缘。此时的王维因奸臣当道，对仕途前程兴味索然，却对参道禅诵之事极其认真，直到“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依然余兴不减，乐在其中。而当覆釜山僧人欲起程相辞时，王维调侃道：“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依依不舍，热忱挽留。
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历史演变的戏弄。唐天宝年间，由于李林甫、扬国忠专权，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继而起。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殊扬国忠”为名起兵攻下洛阳长安，史称“安史之乱”。王维等一批“李扬”的政敌被安禄山收于帐下供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上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晚年居京郊外蓝田辋川。
《饭覆釜山僧》，王维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和佛徒们一起斋饭悟道的人文风景，也体现了作者礼贤下士以民同乐的政治情怀。结论是：无论是背景、时间、地点、来自覆釜山的僧人，即福山大慈教寺的游僧。有人要问这些本地和尚不在自家的庙里烧香念佛，跑到千里之外的京城长安（今西安）去干什么呢？我想用同时期另一位大和尚的故事来佐证。鉴真（688-763）本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市）人，二十三岁受具足戒，寻游两京（唐显庆年二年（657）以后合称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两京）遍研三藏（佛教经典的总称，分经、律、论三类，简称三藏。唐高僧玄奘 即《西游记》中的唐僧，在贞观三年（629）游学天竺各地，历十七年后译出真经一千二百二十五卷，供在长安），唐天宝三年（742）应日僧邀请东渡，几经挫折，五次起航都以失败告终。唐天宝十三年（753），在离大慈教寺不远的黄泗浦（今张家港鹿宛）再次扬帆，终获成功。可见“寻游二京、遍研三藏”是为那个时代佛教徒们极为推崇备至的时尚之举。大慈教寺的僧人们爬山涉水远赴京城，就是奔唐僧西天取回的真经而去的。
海虞的故事很古老，历史文化积淀很厚重，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又能给我们的今天带来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海虞史海纵览
明朝抗倭那些事
倭寇，日本先人中一群不良分子的统称，它和“东洋鬼子”一样，代表的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强盗之流。古时候，作为泱泱华夏大国，对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海外邻居不屑一顾，称之谓“倭奴国”。 “倭奴国”国穷民瘦，形象很不光辉，挤在年年来朝岁岁进贡的队伍里也很不起眼，一直到了唐朝咸亨初年，我们的高宗皇帝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给这个穷亲戚敕封了个学名“日本”。原意为它在太平洋的西海岸最早看到太阳，名符其实很有诗意，体现了大唐人儒雅独到的文化功底和恩泽四方的大国风范。这样的皇恩浩荡，倭奴人自是涕淋感激，没齿不敢忘也。所以到了公元1279年，蒙古铁骑踏平了南宋建立了元朝，日本人还念着大唐的好处，对这个同是夷族的招抚不理不采，拒绝朝贡。这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金国征服了高丽成了大汉主宰的元帝忽必烈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于是魔掌一挥，派大将忻都、范文虎等人率领水军十万前去征讨，此番非要打得你忘了祖宗跪地称臣服了我这个蒙古大爹不可。谁想这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会算“八卦”，出师的时候也不选黄道吉日，再加上军中又缺少熟知海洋气候变化的能人。当船队浩浩荡荡行至五龙山时，一头撞进了老天爷布下的“台风”阵内，于是这支跨海远播天威的正规军真正尝到了“天威”的滋味。而那些奉诏前来守护海防的日本“乌合之军”，提了把长刀，到海边争相打捞“落汤鸡”，一点吹灰气力都没费，就把忽必烈的十万大军弄了个有来无回，收拾的干干净净。
这一仗灭了元帝的威风，也把日本人的奴气打没了。自此倭人走路也趾高气扬啦，胜者为王吗，而且这一胜仗的意义大了去了。你想一向强大的大汉王朝是被忽必烈消灭的，而我们又把蒙古人打败了，这样的三者关系是应该重新考量一下啦。古时候的“夜郎”是没跟别人干过仗，是肓目自大的，而现下的日本是真刀真枪被实践检验过的。因此，时为日王的北条时宗感觉良好，很想偿偿当老大受别人朝贡的味。再说那一堆战利品闲着都生了锈，又不能吃，堆着还占库房，总该让它们发挥余热换回点经济效益吧，于是头脑一热，发布了“异国征伐”令，第一目标：近邻朝鲜。
武器是现成的，武士不够征呗，那些幕府地主的家丁、佃户、打鱼人，监狱里关着的小偷、流氓、海盗、杀人嫌疑犯，统统都是适龄青年。人有了，可战争经费不知在哪？北条时宗犹豫了，皇帝不差饿兵，先把军队养壮了再说。谁想这一拖就拖出了问题。草民种地的时候也要比谁打的粮食多，武士嘛肯定要比谁的功夫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场稀里糊涂的全国大比武不由自主的开场了。先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慢慢地就成了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再后来就演变成各地封建地主拥据武装扩充势力、争夺领地的内战，最终朝鲜没伐成，内战打了足足一百年，日本史称南北朝。北条时宗做梦也没想到，一场意外的胜利却换来了这样的苦果，看来上帝掉下的馅饼有时真会砸死人的。
内战造就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使得扛枪打仗成了那时最吃香的行业。这些武士只抓革命不促生产，除了杀人放火别的什么正事都干不了，平时只会欺行霸市，强卖强买偷鸡摸狗的勾当，实在无法活了就抢。开始只在阶级兄弟那“顺”一点，到后来自有那些胆大妄为的不良分子，不再满足“三分自留地”里的小打小闹，仗着有坚船利炮，聘请职业海盗为先锋，怀着“先富先光荣”的企盼，誓要把这种不光荣的生意出口到国外。朝鲜首当其冲，但最向往的还是“大唐”这块富得流油的唐僧肉。说明一下，在唐朝，华人的胸怀广阔到了极致，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海外留学生，近水楼台的日本得了不少“鲜”头，不但学了文化，还带去了许多生产技术，连管理国家的制度也一股脑儿搬了过去。所以在日本人的眼里，什么赵匡胤、忽必烈，我们只认识一个“唐”字。历史又过了几百年，当年留学生的后辈们依然牢记着先人们“要发财去大唐”的嘱咐，其中不乏有经营头脑的“浪人”带了些琉璜玛璃扇子等土特产，想换回“大唐”的布匹、丝棉、瓷器、铁锅、针等一切吃的、穿的、用的，连日常用的“铜钱”都认“大唐”的为硬通货。这些人的行为用现在的话就是“走私”。当然啦 ，生意不成，带去的枪炮可不是摆设。从此我们皇帝的御案上就多了各地海防的加急奏章，而“倭寇”一词也上了当年的流行榜。
公元1369年，倭寇问题终于惹怒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心想你这个东洋小日本，历朝历代都属扶贫对象，而今翅膀硬了，既不来朝拜称臣，反而默许自己的臣民杀人越货屡犯我海防边疆，真是无法无天，便遗官去日本颁发诏谕，当面洁问日本国王良怀，“要不来朝修好，否则备军自保。”良怀慑于天威，唯唯诺诺，只是年纪太轻威望不高无法约束先富起来的倭寇们。所略侵略成性，已尝到甜头的浪人武士们岂肯罢休。昱年，朱元璋再遗莱州同知赵轶前去责备日本国王，几番周折，在与大明通商利益的引诱和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摄双重作用下，良怀王作出了不得已的选择：两国修好，并建立朝贡通商关系，设置中日专用通商口岸，民间可自由通商，双方共同围捕海盗。合同白纸黑字签了，良怀也被正式受封为日王，可倭寇依然我行我素，继续骚扰着大明海防，掳掠着富饶的东海沿岸。朱元璋对小日本的阳奉阴为、背信弃义的恶劣行径十分痛恨，一直想腾一只手出来教训他们一下，只是当年忽必烈十万大军惨败的阴影犹在，而且确实太忙了，那他在忙些什么呢？
元朝末年，曾挥戈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已不复当年之勇，元王朝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苟延残喘，病入膏肓。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从九人长（相当于班长）做起，娶了个老婆（马皇后），又跟元帅（干岳父）分道扬镳，只带了二十四个乡党，开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尝试。经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征战，他先后灭了同是造反派的张士城（盐贩子）和陈友琼（元朝小公务员）。于1367年，派遗大将徐达、常遇春打着“驱除胡虏 ，恢复中华”的旗号，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南而北的统一战争。昱年，全国大都解放，朱元璋终于登上了大明天子的宝座，时年四十岁，可谓年富力强。虽然消灭蒙古人已不再需要亲征，可建国方略还需亲自动手，他是农民子弟，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三农”问题。于是开荒垦地，种粮免租，在他的解放区内开始全面实施。唯一例外的是江浙地区，因为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自封吴王）所以赋税高于其他地区数倍。朱元璋自小就痛恨奸商，因此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视、限制商人的法规，特别是以后实施的海禁政策，这些都为后来东南沿海倭寇泛滥成灾埋下了伏笔。
开国皇帝确实很忙。第一，要把自己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封为藩王。第二，那些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军（包括二十四位乡党）要论功行赏。封了高官，许了厚禄，又怕他们权大压主，危及朱家江山的万年大计。这可是个大伤脑细胞的问题，必须挖空心思，逐一将这些功臣除尽以免后患。当然他也干了许多实事，例如发扬光大科举制度，把“读书做官”论推崇到极至，使战后的一代荒废青年纷纷以读书为业，为后来明朝文官治国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官员贪腐是改朝换代的催化剂。这是朱元璋从历史的变革中得来的真谛。因此，他制定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六十两银子者立杀。六十两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知县的年奉为九十石米，一石米的官价大概在白银一两左右吧。这个正七品的知县大人，除了要给一大堆长随（没有正式编制的），如看家护院的、签押房另时办公人员、厨师、师爷等发工资以外，还得养活妻儿老小，再加上官场上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意思意思等等，这点奉禄也就只能维持个半年六月。为使剩下的日子不喝西北风，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去触碰高压线，捞钱。明朝的纪检部门归都察御史院，还有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和检校，有幸躲过了他们还得防着同傣的检举、事主的揭发、人民来信。贪了，日子就不好过，心里明白等着的刑罚是“笞、杖、徒、流、死”。史料称，明洪武年间同批发榜派官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戴死罪，徒流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新官上任一年，一个不漏全部栽在一个“贪”字上。肃贪不错，但这样的结局就值得思考了。看来官员待遇过低，相应制度过严是主要原因。如果换成如今的高薪养廉政策，想必结果肯定大不相同。这直接导致了当走私、倭寇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不少吃不饱穿不暖的明朝官员被卷入，或知情不报或行贿受贿，甚至公开袒护直接参予其中，令人痛心叹息不已。
军事上，朱元璋对蒙古人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为防止元人死灰复燃，他把最能打杖的儿子朱棣直接封在燕地。这位皇子文弱武强，蒙古人听到他名字就晕，连建文帝朱允文一想到这位皇叔心里就怵。朱棣本来对父亲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心存不满，好在这位兄长命中注定当不了皇帝，洪武二十五年（1392）竟一病呜呼。敬爱的父亲没有眷顾这位纵横疆场功盖朝野的燕王，年仅十五岁的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太子。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安排好一切，心无牵挂地走了。是啊，最大的敌人忽必烈的子孙们被燕王打得淹淹一息，躲到草原深处舔伤口去了。“睦邻自固”的战略方针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小日本那些穷疯了的流寇、海盗们，一年来个一二次骚扰骚扰，也掀不起大浪，无损于大明江山的九牛一毛。
建文四年（1402），早有野心的燕王朱棣把侄子朱允文头上的皇冠给抢了下来，历史上就多了一个永乐大帝。他厚着脸皮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象阿拉法特一样，一手高举着MK冲锋枪，另一手举着橄榄技，他要打造一个太平盛世，来证明父亲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错的，而只有我朱棣才是名正言顺最有能力的继任者。永乐元年（1403），蒙古人吃用开销又紧张了，闻知“凶煞恶神”跑到南京去当了皇帝，这下便再无顾忌，又玩起了当年抢掠的勾当。燕地的烽火烧的朱棣的头都大了，他心里明白，此时的满朝文武都在看着自己的笑话，他很武，“朕要回到自己的封地，住在大都（北京），看蒙古靼子还敢再犯否。”皇帝要搬家，大臣们谁敢不去。近代的将介石也很武，却武得很无奈，当年被日本人逼得从南京迁都到了重庆，而朱棣却是迎着侵略者挺身而上，先修长城，再浚运河，把全国的能工巧匠都征了去，前后三十多年，也不知烧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把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城（北京）硬从图纸上生生地搬到了景山脚下，武得很出色。
朱棣能武自不必说，“文”应该是短板，在这一点上，他就怕别人瞧不起，打从做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想干一件事，什么事？修书，武只能为帅，文却能治国。永乐五年（1407），一部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文化巨著横空出世，它集经史、天文、地理、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等大成，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最后别忘记盖上自己的年号——《永乐大典》。史人评介说：“大典之外，再无它书。”朱棣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可以站在这座中华文化史的金字塔上，大声地对朱元璋说：爹，你还不认错吗？酷，真的很酷。
玩够了酷，朱棣冷静下来才想起忘了件大事，当年起兵“清君侧”攻下南京时，他的侄子，时任建文帝的朱允文失踪了。失踪不等于死，万一活着，他可是谪传的真命天子。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可国也不可一日二君啊。找，掘地三尺，遍寻海外，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死了一了百了，活着，那就顺理成章把交接手续办完，也好抹去心头“抢班夺权”的阴影。不肯，叔叔我龙椅都坐了，小侄子你自己看着办吧。朱棣很浑，但确实也浑出了名堂，浑出了一支巨无霸的无敌舰队，一个独一无二的远洋公司，它的总经理就是伟大的郑和。
大凡开国的皇帝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威服四海，才能万国景仰。汉朝有丝绸之路，唐朝有鉴真东渡，宋朝有海外贸易，元朝有远征铁骑，我作为大明天子，也应该做点什么，这是必须的。陆上的周边国家都成了友好睦邻，那海的那一边呢？地球的那一边呢？要做就做超越古人的壮举。朱棣很牛，牛的连郑和都光辉起来，他把这支绝无仅有的“太平洋”舰队一直开到了非洲东海岸。文治武功，恩威并施，四海臣服，万邦来朝，但是要寻找的建文帝却如石沉大海影踪全无。郑和靠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不断地修正着航海的罗盘。反正海上也不寂寞，沿途有风光旖旎的异域风情，还有二万七千多大明海军的陪伴，最好碰上些索马里海盗什么的，玩玩中途岛海战游戏，不然武装到牙齿的无敌舰队就不能物尽其用了，你说这种公费旅游观光的日子不要太滋润。
永乐二十一年（1423），郑和还在漫无目的地大海里捞针，另一位陆上寻找建文帝的胡 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史上对这一段有很多的版本，我信这样一种说法：“建文帝”活着，二十多年来蛰伏着，观察着，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又武又牛的叔叔文治武功的本领超强，我打心眼里服了，你就这样当你的皇帝吧。朱棣终于得解脱。第二年，这位做了够多勿需再要证明什么的皇帝闻知蒙古人又来侵扰，拖着一天不如一天的身体勉强继续他的第五次亲征，结局：忽必烈的子孙闻风而逃，而这位逢大战必身临亲为的永乐大帝没能活着回到北京，享年六十五岁。盖棺定论：威德遐披，四方宾服，幅陨三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呼盛矣！
宣德五年（1430），皇帝朱瞻基要效学爷爷朱棣君临万邦的威风，再遗郑和第七次下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招往渝”。明白吗？就是通知相关邦交国家，我是大明天国的新皇帝，下次表文、贺信的台头要改啦（要是换成现在，新华社发个通告即可）。这下郑和高兴了，以前出海，大方向是由朱棣老板定的，这回我要因公带私去实现一个矢志不忘的追求。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曼德海海峡，沿红海北上，来到了五十多年来梦寐以求地方——麦加，呵，郑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忠臣，也是一个普通虔诚的穆斯林，结局和他的老板一样，心愿了啦，一切都了啦。朱棣死在出征班师的路上，他死在远航返程的船上。一个是好皇帝，一个是伟大的航海家。
那么永乐年间的倭寇又哪去了呢？原来朱棣当政后，全盘接受了朱元璋“外交遏制与适时打击”的基本原则。军事上大力扩建沿海守备部队，修筑防御设施，加强近海巡逻和打击来犯倭寇，组建远洋舰队，以显示保卫海疆的实力，政治上实行对日友好和鼓励日本捕倭政策（捉倭受功是朱棣的一大发明）。因为朱元璋在制订基本国策的时候，把周围邻近的国家从军事上区分为“不往之国”和“必须谨备”两种类型，并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而日本就属不征之列。依朱棣的武脾气，你小日本敢来犯我大明，非开着无敌舰队来把你轰平了不可，无奈，父亲既定政策在先，只得动动浑脑筋了。首先关系正常化，第二，你不是要跟大明做海外生意吗，可以，我发你贸易凭证，即勘合（类似现在的许可证），你呢就拿着勘合来中国朝贡进行贸易，再者，你要管好你的臣民，对于那些敢到我大明疆土上搞打砸抢的分子，必须严厉制裁。“我出赏金，你抓人，点鼻子算数，人款两清”，牛劲又上来了。日本王可不是笨人，赶忙三呼万岁，谢永乐隆恩，心想闹来闹去，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吗。我朝贡，你封赏，堂堂礼仪之邦总不会沾人便宜吧（朝贡者无一例吃亏），海上贸易一开通，也勿需偷偷摸摸搞走私，勘合一到手，先义价卖掉几张，现捞点银子再说。第三条听起来有损国格，但这些海盗们穷疯了，连自己的大和船队也抢，是该给点颜色他们看看，况且加班费奖金等自有大明卖单，这样无本得利的好事何乐不为呢。
永乐三年（1405），第一批20名（首恶分子）递交明朝惩治。朱棣很守信用，厚赏了日本国王，并尊重日本主权，发回自行处理。带队的日本使者嫌麻烦，返到宁波后就将这批国产倭寇杀了，省得糟蹋经费，丢到海里喂鱼，物尽其用。回国后，这位自作聪明的使者立刻下岗，换上有经营头脑的押上一批新货不避风浪之苦，又踏上了大明国土。永乐皇帝一如既往，验明正身，现钱现付，发还自审。说实在的，明朝自开国到永乐其间，对日本海盗来说无疑是高危行业，有时船未靠岸，便被严阵以待的明朝舰队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如今再加上本国的政府的疯狂搜捕（当成贡品换钱），明智一点的开始纷纷转行，另谋生路。但到了永乐六年，押解来换钱的“海盗”却多了起来，这就值得反省，检讨一下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发回自审，是杀了，放了，谁来证明，说不定这些送来的贡品中有二进宫三进宫的家伙，或者滥竽充数随便拉上几个街头上打闹的浑浑冒名顶替也未必可知。唉，这毕竟是别国的内政，过分计较也太没大国风度了，只要形不成倭患，说明捕倭受功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结果是一批一批的“海盗”贡进来，大把大把的银子赏过去（永乐大帝从来不差钱），双方相得益彰，相安无事。历史上有这样的统计，丛明洪武—永乐的57年间,倭患的次数为94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近百年的倭患仅为17次，看来朱棣真的不是白混的。但到了嘉靖一朝45年间，倭患的次数突然上升到了628次，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千世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论是哪个大朝（唐、宋、元、明、清）都逃脱不了这样一条开国、中兴、盛世、没落、灭亡的规律，历史的进程，就是在这一茬一茬的改朝换代的浪潮中演变着，发展着，谁也无法阻挡。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昏庸荒唐的武宗皇帝朱厚照死了，他除了留下了一个好玩的名声外，一个子孙都没有。时任湖广安陆藩王的堂弟朱厚骢，在杨廷和等内阁大学士的建议下，经皇太后张氏批准，“入继大统”，当上了皇帝，时年十五岁，年号嘉靖。别看小皇帝尚未成年，书却已经读饱了，行为处事十分老成，最拿手的是掼纱帽，说白了，这皇冠是捡来的，我想干就干，想不干就回去当“安陆王”。上任伊始，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议礼”正式开场。“大议礼”简单一点说就是朱厚骢你这个皇帝不是白当的，你先要入祠朱厚照，管堂兄叫爹，而自己的生身父母只能叫爷叔，阿姨，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也是朝庭大礼所在。小皇帝既聪明又心眼多，自然不肯轻易就范，换姓换名可以，换父母不行。朝庭里也不乏支持小皇帝的人，于是这两帮人开始了大辨论，结局是“主换”派首领内阁首辅杨廷和被迫辞职，参与哭谏闻事的一百四十多位大臣被脱光裤子当庭杖击（不是打屁屁，死亡率20%），“主换”派二号人物杨慎被流放到云南。“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哙炙人口的词就是这位状元郎出身的杨慎填写的。按理说，这些人的脑子都属绝顶聪明一类，但有时也会犯糊涂，跟皇帝斗，脑子进水了吧。小皇帝很喜欢斗，这一斗，斗了二十年，他总是赢，没有对手的日子也痛苦，那就得另外找点事干。炼丹，这东西不能碰，一碰就上瘾，开始业余爱好，职业么自然是做皇帝，后来倒过来，职业修道，皇帝业余。国家谁治理？有人，谁，严嵩。自此，这位明朝知明度最高的奸臣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祸国殃民。他结党营私，聚敛民财，一代官吏上行下效，贪污受贿慰然成风，使得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倭寇乘隙而入。由于军备废驰，严重影响了海防建设，战船年久失修，军队缺额半数以上，且都属老弱病残。既不能拒敌于海上，又无力在陆地上围剿，国防形同虚设，倭寇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烧杀劫掠。东南千里海滨一片告警，明庭半壁江山几无宁日，广大沿海居民惨遭荼毒，几乎撼动大明根基。固然嘉靖中期的倭难问题全赖在严嵩身上也太高看这位误国小人了，纵观大明二百年的抗倭史，明朝的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的方针是真正意义上的导火索。
嘉靖二年（1523），日本贡使宗设、瑞佐先后抵达宁波，为争夺对明通商权，瑞佐贿赂了市舶司官吏，引起了贡使间相互仇杀，並杀明都指挥使刘锦、千户张镗等人，引起朝野震动，至此，大明朝廷“海禁派”占了上风。朝庭开始罢市舶，厉海禁，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捉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者必依法处予极刑。直接的后果是正常的对外贸易（官方）被明令禁止，沿海的广大居民失去生活来源，纷纷加入走私行列，有的直接演变成海盗，或为倭寇所用。那么这走私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呢？举一例便知分晓。当时的桑蚕丝离岸价白银六两，到了日本能卖六十两，十倍的暴利，无怪乎那么多人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前仆后继加入到走私大军中去，当年游弋在海上的走私船全盛时达千艘以上。这支有日本武士，浪人，渔民，商人，农民掺杂着中国的流民窝主和汉奸组成的武装走私团队，乘着大明海防空虚，强行冲关，甚至窜到长江内地，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使得举国震怒，朝野愤慨，小小倭奴，敢欺中华无人，老虎打瞌睡，你以为是病猫，活腻了。有侵略，必有反抗，中国人民历来是不好惹的，安内必先攘外，当各民族兄弟搁置争议，枪口一致对外之际，也正是侵略者灭亡之时。公元1566年，嘉靖去了，而一场始于明初历经200来年，战火遍及8府48县，军民牺牲不下百万之众的抗倭战争也慢慢降下帷幕。
嘉靖道士皇帝在位45年，他的权术不及朱元璋，荒唐略逊武宗朱厚照，武威更输成祖朱棣。倭寇盛于嘉靖，灭于嘉靖，说明他还是干了点实事，其中当他发现严嵩为拒倭寇“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保佑”的神策不灵光时，着令大臣朱纨、张经整饬督理海防，调胡宗宪、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军事将领实施军事打击和围剿，近二十年的全面抗倭终以大明重整雄风，倭寇遁海绝迹而嘎然而止。公元1565年，嘉靖道士皇帝自感即将羽化成仙之时，还不忘翻翻严嵩的账本，看看这号称大明第一巨贪的内阁首辅是不是名符其实。盘点结束，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多万两，名人字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朱道士笑了，有了这些额外收入，权当国防开支，小倭寇你再闹腾十年，有何惧哉。严嵩苦心经营二十年，最后成了嘉靖第一纳税大户。朱道士感激他数十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贡献，放了他一条生路，最后落得转行当了乞丐，在万人白眼的唾骂声中，悲悲戚戚、凄凄惨惨的结束了余生，祸国殃民者，下场大都如此。
乱世出奸臣，时势造英雄，奸臣遗臭万年，英雄彪炳千秋，戚继光、俞大猷等一代名将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而时任常熟知县的王夫的抗倭事迹也值得花些笔墨，请听我津津道来。
常熟古称海虞，因岁得常稔而得名，稔者，庄稼成熟也。县治曾在南沙即福山。“福山，东通海，北枕江，与通州相望，为控御要地，县境之门户，吴郡之重险也”。所谓军事要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宋朝名将韩世忠曾在狼山与福山间扎“忠节”水寨以抗金兵。民国27年（1937），国民政府对福山港口实行军事封锁，侵华日军（倭寇N代孙）重腾支队和十六师团一部避实就虚，绕道自高浦口和白茆港口登陆，一面向福山攻击前进，一面向常熟进范，沿江守卫部队虽作了顽强抵抗，终因装备陋劣，伤亡甚重，被逼撤离，富庶繁华的苏南门户洞开，惨遭蹂躏。看来美丽富饶之处，必是强盗垂涎之地。二百八十多年前，东洋鬼子的祖先倭寇也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循着相同的侵略路径，逆江而上，游荡在福山塘外的江面上，蠢蠢欲动，而此时站在江岸上指挥御敌抗倭的正是常熟知县王夫，他率领部下以及组织起来的乡团民勇摆出一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之势，正严阵以待。
王鈇（1514—1555）字德威，号苍野，浙江东阳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常熟知县。进士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始于隋盛于唐，科举科目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历代相沿，到了明朝均以举人经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殿试者赐进士出身为进士。通俗地讲，读书人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叫院试（苏州市统考），考试者称为童生（年龄不限），成绩优秀者就是秀才。第二级是乡试（省统考），第一名叫解元，过关者叫举人，举人已有做官的资格，但你还得往前冲，参加会试（全国统考）。朝廷一般会憐选300多名举人来应试，第一名就是会元，其余合格者以“贡士”的身份参加殿试。殿试有皇帝亲自提问，考生当庭回答，录取分数线分为三档（即三甲），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各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一批人赐同进士出身。三元（解元、会元、状元）及第者属凤毛麟角，很少，有科举以来仅十三名而已。王鈇列二甲，经再深造（培训）后，授知县，正七品。新官上任，自是一路风光，意气冲天，待到苏州府拜会直属领导后，一股大展宏图的热情才慢慢地冷了下来。时任苏州知府尚维持，湖南湘阳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成绩优秀，即任翰林院编修，后改任监察、御史，俗称言官，嘉靖二十七年，任苏州知府。当时东南沿海，倭患有增无减，常有大队的倭寇在汉奸的带领下，自长江口溯江而上，侵扰吴郡要门。尚知府虽一介文官，豪言大敌当前，誓死保国安民，无奈兵备司及下属各县指挥官欺他外行，消极应付，积极避战，有过推委，无功冒功，直气得尚知府拿出言官的看家本领，连撤数位滑头军官，並奏请朝庭派善战能将协助之。嘉靖三十年跟尚知府为同科进士的任环奉昭担任苏州府同知（即知府佐官，主管督粮、揖捕、江防等），任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生，山西长治人，从小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善击剑，精骑射，能文能武，曾在河北山东等地为官，以清廉能干著称。此番同学相聚，将遇良材，必能造就一番事业。
王鈇从两位军政领导处得知，常熟已成抗倭前线，这守土御敌，保境安民之职责十分重大，便不敢耽搁驰马先奔福山而来。
常熟县治自唐武德年间间已由福山移至海虞城（今虞山镇），福山作为江防前哨，在军事上的地位尤为突出。嘉靖初，重筑福山堡，置把总扼守。福山堡罗三山（殿山、涛山,小福山）一港（福山港），其中山上筑有炮台，与隔江狼山遥相呼应。港东有褚太尉庙，为东海沿岸渔家商贾拜河海之神必选之地。殿山西南有吴下丛祠之冠的东岳庙，大慈教寺，楼宇参错，规模壮观。登上聚福塔，水色江天一览无余，但见港口外樯桅林立，比肩接艟，静泊着大小渔船无数，不时传来鞭炮声声。随行告诉王鈇，往年春汛，渔民空港而去，可时下倭寇汹涌，大部分船家只能望鱼兴叹，谁也不愿往枪口上撞啊。可渔民不出海，吃什么呢？几位胆大的船老大心一横准备合伙出海，今日乃黄道吉日，在拜祭海神，待潮平良辰一到拔锚起航。待潮，王鈇想起前朝诗人陈基的诗，随口诵出“吴山如画楚山平，消得孤山半日程，潮落沙头绕一尺，舟停江口复三更，时艰不识风波险，世乱方觉性命轻，坐拥貂裘待早发，临流空愧鲁连生”，吟完叹道：倭寇不除，百姓终无宁日也。
王鈇风尘朴朴一路沿江巡查下来，但知江防要塞年久失修，兵丁严重减员，且老弱病残者居多，军纪废驰，一派畏敌怯战情绪。如今大敌当前，国家所养之兵能当一用否？军士告诉他，当兵吃粮还得养家活口，如今月俸一石，常遭盘剥，脑子活络者便当逃兵，另谋生路。军官们有空饷吃，自然睁一眼闭一眼，诺大的军营十去五六，奈何？奈何，开会。把总缺席（去太仓卫汇报工作），有哨官代，召集全体召开军人大会，先一通国际国内形势，再一番保家卫国乃军人天职，杀敌建功可光宗耀祖。冷不丁稀稀拉拉的队伍中冒出一句“杀一倭寇赏多少钱啊？”要命，软肋，这赏罚分明没的说，可赏多少可不敢乱说，但此时又不能不说，“杀一倭寇，提首级来见，有一算一，绝不会亏欠大家”，说了，等于没说。这明朝军队打仗真的以割敌人头颅来考核战功的，将士们的奖赏依据也是来源于此。当年的大明国力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光荣称号，全盛时期曾养兵200万，主要对付的是忽必烈的后代，一旦开战，胜多输少。胜了，皇帝龙颜大悦，一出手便是几十万两赏银。督军、元帅、将军、先锋、游击、哨官一应摆平后，剩下的银子除于敌人的首级得出单价（每次赏金单价不尽相同），军士们根据验明正身的首级数得到相应的奖赏。是啊，边防、江防都是防，靼子、倭奴都是寇，杀一个多少得给些钱啊。所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不然谁去拼命呢。
钱应该不是问题，常熟素有鱼米之乡、税赋充盈之地美称，谁干知县，即为肥缺，但当与前任办完交接却发现县库里可用资金一分没有，还亏欠着地方不少招待费烟酒钱。王鈇不明，县丞如实禀告，常熟富庶，人皆知之，每年间田赋人头税地方留了不少，但江防水利花费不小。此地又属江南名城，各级官员走马灯似的考察、指导、交流会友，每年光吃河豚、鲥鱼之类的江鲜就是一大笔开销。上级衙门只要办事：开河、挖塘、造桥建庙，公派总是大份，至于领导升官、乔迁、婚丧喜庆、老子做寿、儿子满月多少还得应付，小小县财政真的招架不住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看来钱的问题还得另谋他法。
昱日，王知县率县丞、主薄、典史、教授、都头、捕快、衙役等全套班子，来到了土地庙前，准备就职演讲。怎么选了这个鬼地方，多晦气。原来自唐宋以来，县衙的布局都是一套版的，大门，鼓楼，二门等结构，但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别出心裁，在大门与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庙，派什么用？陈列贪官污吏的标本。怎么说，就是当了贪官杀了还不算，再剥了皮，里面塞上稻草，挂在供案旁作为榜样，供人参观。看来朱和尚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疾到了什么程度，不然不会出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狠策。且说一班吃皇粮的县府人员，心情忐忑，不安地望着新上任的王大人，猜想着他葫芦里到底想卖什么药。
上拜天，下告地，我等大明子臣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而今倭寇猖獗，来势汹汹，百姓遭殃，吾侪岂能袖手旁观，当把生死置之度外，肩负起抗敌杀倭之职责，为皇上分忧，使百姓免遭生灵涂炭之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接下来便是本县初来乍到，人地两疏，大敌当前，万望各位兄台团结一心，通力合作，共商御敌良策。王大人英明，我等愿闻其祥。王鈇也不绕弯子，一口直奔主题，当务之急：为军备筹钱，我先把半年俸薪交上，考虑到各位同仁都有养家之责，那就把每人的那份灰色收入充捐吧，到时会记录在册，张榜公布，为全县百姓做个模范。灰色收入是指月俸以外的收入，那时主要指火耗和淋尖踢斛。征收来的碎银子要熔铸成官银，官府便以损耗的名义额外征收的银两称火耗。淋尖踢斛是指官府收粮装斛的时候，堆尖满尖，踢上一脚，留在斛中的称重结算，掉在地上的充公，交粮的不服，便会告知此乃损耗。你想晒粮入库，麻雀老鼠都要来吃，虫蛀霉变舟船运输等都有损耗，最后亏欠的都要如数补齐，不备一点，到时拿什么填上啊。交粮的一看，其它人也一样一视同仁，无法只得气咻咻地走了。官府里自有管内务的把这二项额外多征的“皇粮国税”依职务高低、贡献大小当作工资以外的奖金按月发放，此乃惯例。
王鈇说完，手下一帮同僚面面相觑，心绞痛般的难过。没想到新知县会来这一手，软刀子还真见血啦，但还得口是心非地说：应该应该，捐了方显我等不负皇恩浩荡的决心。更有甚者，王大人你只要发话，只要打败倭寇，就是当了裤子也值。不几天，新知县带头献俸，众县官涌跃认捐的消息不胫而走。最开心的是官太太们，上街买菜购物，百姓都半价半送，有的干脆一文不收，实实惠惠的风光了一番。
一天，衙役来报，有贵客临门，王鈇接拜帖一看，连忙整衣束帽，三步并作二步赶到大门迎接。来者是鹿苑人钱泮钱大人，进士出身，当过外省知府、学政、参政等到职，因父亲死于倭难，现辞官在家守孝，誓言从此和倭寇不共戴天。
海虞史海纵览
苏作红木说成因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城市，也泛指整个太湖和富春江流域，这里古称吴越。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扬坚统一中国后，非要买弄一下他的文化功底，改吴州为“苏”，越地钱唐为“杭”。苏，古字为稣，草木茂盛，鱼米之乡，冠在吴地既贴切又富有诗意。“杭”通康，即康庄。足见这位隋朝开国皇帝对“天堂”二字理解得十分透彻，也显示他万分钟情于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
苏州除了区位优越物贸丰富外还盛产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唐朝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让人对姑苏城内产生了无穷的暇想和向往。城外一座寒山寺，城内呢？史书上说，城内散居着一大批功成名就、告老还乡、仕途低迷、急流勇退的文人隐士。所谓小隐于野，大隐于市，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有钱有文化，最大的爱好是造园林。按理这帮人应归隐到山野中去，可过惯了使仆唤奴纸醉金迷的生活，耐不住寂寞，无奈只得把“山”搬到自己的园子里装装样过过瘾。光有假山是不够的，还得有楼、堂、馆、榭、轩、亭等匹配，因此就有了这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苏州园林。苏州园林的创意来自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文人隐士，而完成这一惊世杰作的功臣当推吴地的泥水木匠。相比之下，似乎木匠更为出名，他们的祖师爷是鲁班，是录入华夏名人榜中一位杰出代表。在唐朝干这行的统称为番匠。过去种田的交粮，匠人师傅则服徭役抵税（一般无偿工作二十天），真正的能工巧匠称明资匠，巧儿匠，是有官府提供酬劳的。到了明朝，有军、民、匠三种户籍，匠户世袭永充，不能脱藉。苏州的木匠很吃香，人称苏作帮，居住的地方叫香山，行内亦称香山帮，最著名的要数明朝的蒯祥。
公元1406年，明朝的永乐大帝朱棣要搬家，本来他住在南京的大明宫，为何心血来潮要迁都呢？原因只有一个：外族来犯，北疆吃紧。朱棣很武，他要迎着侵略者（蒙古靼子）而上，住在北达岭下，专等忽必烈的子孙来犯，他好立马上阵御驾亲征。民国的蒋介石也很武，但他却被日本人追得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大后方。性格使然，也是大明历史长、民国寿命短的原因之一。朱棣不差钱，就缺建屋盖房的能工巧匠，负责督造北京城的陈垚向皇帝推荐了香山帮的作头蒯祥。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凤阳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一旦碰上吃不饱的年月，百姓们便唱着花鼓戏四处流浪。当然，首选之地肯定是有着“天堂”美誉的地方。他们羡慕“天堂”里的幸福生活，愤慨苍天的不公，于是便造反。江苏也有穷地方，也出造反派，比如盐城的张士诚。张士诚是盐贩子出身，钻营蝇头小利，目光短浅，相比安徽人来说，更喜欢江南恬静、优雅的慢生活。所以打下苏州城后，自封吴王，不再革命，最终被更穷的和尚朱元璋打败。明朝定都南京是有一定考虑的，一是离老家根据地很近，二是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平定苏州城后，安徽人把“吴王宫”里现成的日常起居用品，包括台、案、桌、椅、凳，一股脑儿搬到了大明皇宫里开始慢慢享受。如今朱棣要迁都，怕北方本匠做出来的东西土气不合身，于是采纳了陈垚的建议，征调香山帮随大军北上。蒯祥没有给苏州人丢脸，他设计并参与建造了北京的故宫，闻名暇尔的天安门就是他的杰作。宏伟的皇宫造好了还得配套家俱，床、榻、椅、凳、桌、案、几、架、屏、扁、额、柜等一应俱全，凡香山帮经手的全部用上了“苏作”的元素，材料嘛当然是紫檀、楠木、黄花梨等名贵树种，最后紫禁城成了苏作红木家俱博览馆。蒯祥功不可没，朱棣也不吝啬封了个工部侍郎给他，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从此苏作家俱打上了皇家的烙印开始风靡京城，享誉神州，成了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僚、社会贤达、文人墨客争相追捧的宠儿、奢侈品。苏州人高兴了，特别是那一帮自称为隐士的达官显族，更是沾沾自喜，因为皇帝日常起居、朝夕相处的生活氛围充满着苏州味道，心里面自然就多了一份荣耀感。而“苏作”也成了那个时代极思妙想、精工技巧，典雅大方又不失皇家风范的代名词，独领风骚数百年，声誉经久不衰。